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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社79岁校对奶奶:“隐形人”追求“零差错”
来源:新华社 | 作者:新华社记者刘婧宇 | 发布时间: 2019-12-27 | 1984 次浏览 | 分享到:
三次驻蒙古国,承担报道任务,感受“外交风云”。退休后,坚持上夜班几十年如一日,作为“奶奶级”的“编外校对”,同年轻人一起月出而作、月落而息,为稿件“零差错”而努力


陈素芬,79岁的新华社退休新闻工作者,从上世纪60年代起,三次驻蒙古国,承担报道任务,感受“外交风云”。退休后,坚持上夜班几十年如一日,作为“奶奶级”的“编外校对”,同年轻人一起月出而作、月落而息,为稿件“零差错”而努力

(本源:端,作者:新华社《新华每日电讯报》记者刘婧宇


2019年冬至,午后的阳光温暖和煦。

在北京宣武门附近的一间小屋阳台上,摆着一排大小不一的花盆。盆中绿植郁郁葱葱,不见一片枯叶,地上也没有一点水渍,整洁中透着主人的精心。

已经79岁的陈素芬,刚熬过一个通宵——退休20多年来,她一直为一家中央时政大报做文字校对。每天按报纸编辑排版时间作息,早已成了她晚年生活的常态。

一到晚上,编辑部灯火通明,来自国内外的新闻报道,都汇集到这里筛选、编辑和排版。不管多晚,陈素芬都会等着版面大样出来。她不喜欢引人注意,云淡风轻得像一个“隐形人”

白天在家里,她最爱侍弄阳台上的绿植,浇水施肥。上了一辈子夜班的陈素芬,对阳光有着特别的眷恋。

寒来暑往,报社的编辑记者换了一茬又一茬,她这个“编外校对”一直没有变。每天夜里十点,是校对员到岗上班的时候,她会拢好满头银丝,穿戴整齐,拎着自己的小布兜,准时坐在校对室

在陈素芬的世界里,人等稿子正常,稿子等人就不正常了。工作中她极少闲聊,只和编辑沟通稿件中的问题,多余的话不多说一句,直到签字付印后悄然离去。

报社夜班编辑的工作特点,是“月出而作、月落而息”,熬夜成了这个岗位的“标配”。几年坚持下来,很多精力充沛的年轻人,都会有熬不动的疲惫感。

前不久,直到一位老记者发问,“校对陈老师快八十岁了,每天跟着大家一起熬,她是怎么坚持下来的?”

年轻的编辑们才突然发现,这个“奶奶级”的“编外校对”,似乎被自己忽视了好多年。“她肯定有什么强大的动力支撑着,不然哪来这么大的精气神?”大家越想越好奇。


2019年12月27日深夜,陈素芬在夜班校对室校对稿件。新华社《新华每日电讯报》记者刘婧宇

乌兰巴托的夜

1941年1月,陈素芬出生在青岛,父亲是工人,母亲靠做手工补贴家用。童年记忆中,家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,小时候唯一一次吃到苹果,还是生病发高烧时。

“苦命的孩子”,她这样形容自己。每当邻居给小素芬一点好吃的,她都会开心地带回家,绝不会吃独食。

解放后,因工人家庭的良好出身,陈素芬有了上中专的机会。

1960年,从护士学校毕业后,她被分配到山东省千佛山高干疗养院。每月能挣30多元,工资除了吃饭,全部补贴家用。除此之外,还在疗养院后山上开辟一小块空地,种萝卜晒成干,也寄回家里。那一年,她19岁。

1961年,一纸调令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——组织上经过层层筛选,决定派她去蒙古国的中蒙友谊医院当护士。

“政治上必须绝对可靠!”半个多世纪后,陈素芬回忆此事,仍十分自豪于这份信任。

于是,她没有多想,就和几个同样懵懵懂懂的小姐妹一起,登上了北上乌兰巴托的列车。经过两天的颠簸,终于踏上了这个陌生的国度。

当年,中国对蒙古国有很多援助项目,中蒙友谊医院是专为我国援蒙工人设立的。陈素芬被分配到急诊室工作,经常值班到大半夜时,有受伤工人被送来救治。偶尔,还会有几个醉汉闯进来。

由于刚来时就被提醒“独自外出很危险”,陈素芬她们几乎不出医院大门。中蒙友谊医院外有一条几十米长的小路,直通中国驻蒙大使馆。身处异国他乡,小伙伴们在这两个地方,才能有“家”的安全感。

当时使馆人手紧缺,每逢举办活动,就向一墙之隔的医院“借人”。陈素芬她们手脚麻利,经常被派过来帮忙。在这里,她遇到了乌兰巴托分社的翻译巴塔尔仓,他精通蒙语、汉语,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党员。

当时的国际环境,巴塔尔仓也是“政治上必须绝对可靠”,才会被派来工作。

年轻阳光的陈素芬不但人很热心,还是交谊舞高手;大个子巴塔尔仓身高一米八三,平时话很少,用介绍人的话形容,是一个“很老实的小伙”,在护士长的撮合下,俩人渐渐走到了一起。

回国前,他们在大使馆举办了婚礼。当时的驻蒙大使成了证婚人。在使馆的大礼堂里,桌上摆几盘糖果,虽没有父母的参加,这对新人也收获了满满的祝福。

陈素芬至今仍记得,她扯了一块布,自己手缝了一件紫红色小棉袄,还托人从国内买了一双半高跟皮鞋;巴塔尔仓是外交人员,有几套像样的工作服,就这样凑齐了新郎新娘装。


陈素芬(右四)在中蒙友谊医院。新华社《新华每日电讯报》记者刘婧宇翻拍

“桶装”稿子长蛇阵

1963年,陈素芬从蒙古国回来,进入了新华通讯社秘书处中文发稿组。生活环境好了一些,吃苦耐劳的习惯还一直保持着。她记得当时单位食堂,一份红烧带鱼两毛钱。单位发的饭费是足够的,她却一直舍不得点这昂贵的菜。

最初,她被分配到校对岗,白班、小夜、大夜三班倒。

这是一个容不得任何差错的岗位。由于技术落后,当时通讯社的新闻编辑发稿流程,现在年轻人根本无法想象:发稿需要细长的纸条,有的写着字,有的打着孔,大家分工协作。

陈素芬每天的工作,从模写开始:把稿子抄在一指宽的长纸条上。为了方便,每人都有一个带坡度的小木板,中间有一道用金属贴片镶嵌的一指宽凹槽,纸条就嵌在槽内,写一截,向上拉一截。

往往一篇稿子,要分好几页。每页都标上号,每个号对应一个人,大家写完手头的,都会主动去拿下一页。等稿件誊写完,所有的纸条就按编号顺序,首尾相连地粘在一起。然后放在一个铁皮桶里,交付下一个程序。

60年代,经常会有超长篇幅的重要稿件要播发。无论多晚,只要有稿件要处理,陈素芬和同事们一样,都能打起十二分的精神。

在发稿组办公室的地上,总是放好多个铁皮桶,里面细长的“稿子”连在一起,摆着长蛇阵,成为办公室一“景”。

这只是最初的程序,接下来,会有人对照原稿逐字逐句校对,不能有任何差错。校对员每人脚边一个铁皮桶,一边看原稿,一边扯着细长的纸条。

形似的汉字很多,多一点、少一划意思大相径庭。每当发现有差错的地方,校对员就把错的字撕掉,粘上正确的字。

刚开始,陈素芬也出错,每次被叫去改错字,都觉得很窘,心中懊恼“怎么又错了”。

下次,她就会格外细致,争取不被老同志“点名”。慢慢地业务水平不断提高,错误由少到无,她也可以去校别人誊写的稿件了。

经过几轮校对确认无误后,这纸条才按中央和省级,分发到两台机器,把开头塞进去,机器“哗啦啦”一转,这条稿件才算传送完成。

从不相信别人,到不相信自己,校对工作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较真精神

她说:“我们就像一颗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,拧到哪个地方,就干好哪份工作,哪怕没有值班,也是随叫随到。”

当年为了提高发稿效率,前辈们也折腾出一些土办法。比如将报刊楼的角落上下打通,做一个“大炮筒”,每天10层的报房就将稿件分装好,扔进这个筒。每层都有值班人员,每当听见“咚”的一声,就知道来稿了。

楼层之间,为了实现“稿件多跑路,人员少动腿”,也在地板上凿一个洞,上下层之间安装好传送带,将需要处理的稿件标记好,夹在传送带上,一拉就去了楼下。楼下的编辑看到稿件,马上对修改部分做出回应,再把稿子夹好传上来。

现在,新华社报刊楼还是过去的报刊楼,地板上的稿件通道,早就被填掉了。人们在电脑前鼠标一点,稿子就能与世界相连,融入新华社遍布全球的新闻信息采编网络。

或许在这楼里,陈素芬最能深刻体会到,这几十年间,科技进步带来的便捷。

刻在记忆深处的电码

陈素芬家电视柜上,摆着她和丈夫巴塔尔仓在大草原上的合影。

草原上风很大,她的头发略显凌乱,远没有那几张穿着旗袍参加宴会的照片精致。1979年,她和巴塔尔仓第二次去蒙古国。儿子就留在国内,由姥姥姥爷看管。

在新华社乌兰巴托分社,丈夫是首席记者。她除了收稿、译电、发稿等,还承担起所有一切杂务。


陈素芬在乌兰巴托分社发稿。新华社《新华每日电讯报》记者刘婧宇翻拍

“这是组织上交待的任务,做就是了。”辛不辛苦、适不适应,这些事儿,好像从来不在她的考虑范围内。

唯一一点,就是蒙古国蔬菜很少,好在每周都有从北京到乌兰巴托的列车,“列车员都心肠特别好,知道我们在这边不容易,就经常帮着从北京买点蔬菜过来,大白菜、萝卜之类的,带一次够吃几天的。”几十年后,对于远在异国他乡时,同胞之间的点滴互助,她依然心怀感激。

陈素芬有本珍藏到现在的小册子,只有巴掌大,绿色封面,定价0.25元。记者随便打开一页,都是很密的小方格,一个方格一个字,对应着4位的编码和三个大写字母,再没有多余的信息,还有不少“掯”“徛”等生僻字。

这是1974年,当时的邮电部编写出版的《标准电码本》,陈素芬不知道翻烂了多少本,这是她保留至今的最后一本。

当时驻外分社从总社来的稿件都是一串串数字,要发回国内稿件也要逐字译为电码,并在纸条上将对应的码打孔。同样,也是一份“失之毫厘谬以千里”的工作。

记者以为译电码的工作,就像是谍战电影里经常有的镜头:报务员一手翻电码本,一手写查出来的字,显得特别紧张。

陈素芬笑着一口否定:“那怎么来得及?电码都得背下来,一看码就知道是什么字,只有偶尔不太确定才去查。”为了保证发稿效率,她这样要求自己。

“0022 0948 0364 3934 7825”,不做译电码工作几十年了,这一串数字她依然脱口而出,这是“中国共产党”五个字对应的电码。

小小的电码本虽然只有80页,看起来完全没有逻辑,不能靠理解去记忆,背起来相当枯燥。记者很诧异地问:“这怎么背得下来?”她笑着说:“可能当时年轻吧,记忆力还可以,就这么死记硬背了。”

这种一丝不苟的认真,渗透到陈素芬做的每一件事中。记得有段时间,驻蒙大使馆缺一个出纳,叫她去帮忙管账。有一次,对账时差了几块钱,怎么也对不上,她饭都顾不上吃,就翻来覆去折腾了快一天,才在一个笔记本里找到这几块钱。

就连这样一个帮忙的分外事,她都不允许出错。陈素芬说,觉得自己“死心眼”。

远在北京的儿子,却得不到这么多关注。单位的电话不能用来传私事儿,孩子的姥姥姥爷又不识字,陈素芬只能将嘱托录成磁带,拜托回国的同事带回去,再隔几个月,收到另一盘“回信”。


陈素芬(右)同蒙古国领导人交谈。新华社《新华每日电讯报》记者刘婧宇翻拍

一次痛心的“失误”

陈素芬与编辑打交道,一般都是有事说事,很少谈及自己的心情。跟记者谈到丈夫巴塔尔仓,她用了简短两个字:伤心。

“刚退休没几天,老巴就走了。”陈素芬习惯叫丈夫“老巴”,她倚在单人沙发上,喃喃地说。

当年护士长介绍二人认识时,老巴的党员身份,给这个不善言辞的小伙子,增添了一层光环。由于精通蒙语和汉语,中蒙边界谈判时,老巴也是工作组成员。之后,外交部和新华社抢着要他。婚后,陈素芬跟着老巴国内国外来回跑,风里来雨里去都不在话下。

蒙古人喜欢靠酒交朋友,必须喝到一定程度才行。老巴是蒙古族人,在蒙古国采访到处都得喝酒,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。

他们第三次派驻蒙古国,老巴外出采访几天,回来说胃不舒服。陈素芬以为是喝酒喝多了——这次近30年前的“失误”,她到现在仍耿耿于怀。

这个小小的警报,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,简单熬点粥缓了过去。就这样没有检查、没有治疗,在蒙古国待了四年。

1996年,结束驻外回国两年后,老巴突然吐血,这才去医院检查,确诊为肝硬化,已经有了腹水。担心自己一休息就彻底成了病号,老巴一直没有停止工作。

1998年,刚退休没几天的老巴,一天大清早突然吐血。

陈素芬来不及向单位请假,赶紧扶丈夫去医院。他们好不容易才拦到一辆愿意搭载病人的出租车。她手里还不忘拿个塑料袋,担心吐出来的血把人家的车弄脏。等到了医院,接血的塑料袋都快满了。

老巴连句遗言都来不及留,下午就走了。

医院要做肝病研究,希望家属同意解剖老巴的遗体。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,这样的要求很难被接受。

陈素芬希望老巴的病例能引人警醒,避免有人犯和自己同样的错。在和儿子商量后,她郑重地在同意书上签了字,并写下这句话:“这是巴塔尔仓最后为肝病研究做出的贡献,希望能造福后人。”

整整一天,陈素芬没有掉一滴眼泪,丈夫倒下了,她得替丈夫撑起来。直到在太平间,手里抱着他的衣服,见到被医生送回来的老巴,她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。

老巴走后,面对众人的担心,陈素芬不愿过分悲悲切切,说“不行也得行”。

一起共同生活过的屋子,已经装修好的三居室外加一居室的大平层,她没有多考虑就换给了同事,自己住一间装修简单的小房子。她说,那位同事比她更需要大的住房,自己一个人小一点就够了。

她一边上着班,一边调整着心情,撕心裂肺的痛慢慢消散,就这样过了二十多年。

“你走了那么多年,你还在我的身边;那一天你微笑的脸,如今闭上眼,我还能看见”。《乌兰巴托的夜》,陈素芬时不时低声哼唱。

老巴,是她这辈子对的那个人。这个小“失误”成了她心灵上不能触碰的伤口。

“隐形人”追求“零差错”

由于截稿时间不确定,报纸夜班编辑要熬的夜,似乎没有尽头。到后半夜,人会抵挡不住困倦,头晕脑胀、两眼发花,还得瞅着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,保证不出错,这种和生物钟的直接对抗,一般人真的撑不住。

尤其是后半夜等待发稿时,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快熬不住了,玩手机、看小说,试着用各种办法打发这漫漫长夜。而陈素芬一般会闭目养神,时不时在太阳穴擦点清凉油,只要稿子一到手,就开始弯着腰,眼睛凑在离稿纸十厘米的地方,一个字一个标点地看

缺钱吗?不是。早在二十多年前,儿子就不建议她上班了,“是自己闲不住,总觉得可以做点什么。”

目前,她是新华社退休返聘人员中,年龄最大的一位。报社年轻编辑记者都尊称她“陈老师”。说起陈老师,大家最多的评价,“有她在,放心。

关于校对工作,有人戏称,这个岗位是“隐形”的,工作也是“隐形”的——做了很多别人却不知道,这又是一门“玄学”,似乎不管看多少遍,都会发现有错误。所以现在的出版物都有允错率,并不苛求百分百正确。

在陈素芬眼里,工作质量不能因为年龄而有丝毫折扣。她觉得,校对人员不能给自己“允错率”。稿子在陈素芬手里,向来是用点校法,即用笔点着字一个一个过。她看过的稿子草样,都画满了红道道。

她校对的文章有一段王阳明原句的引用,“呼号匍匐,裸跣颠顿,扳悬崖壁而下拯之”,错将“扳”写为“板”。古文本就拗口,而且二字差别甚小,编辑和记者都没有注意到。

陈素芬看到这句,虽未读过王阳明原文,但有着几十年的文字功底,她凭语感意识到有问题,经过核查,果然是部首错了。这类错误,大部分的读者都不会注意,但陈素芬有一种执着,坚持自己手里出来的活,不能有问题。

不仅是这类生僻的错,很多时候,校对需要做的,是和大脑的浅层意识较劲

比如,“研表究明,汉字的序顺并不定一能影阅响读”,当你看完这句话,都不一定能发现这里的字全是乱的。因为人眼都是成区域地扫视,大脑会重新组织排列,如果速度够快,甚至能“一目十行”,只要上下文信息充足,都不影响阅读。

所以有些人看稿子,能速度很快“顺”一遍,然后就得出个“没啥大问题”的结论。

几年前,一个部门发稿,错将一位司空见惯的外国领导人,名字其中两个字的顺序颠倒了,很多人审很多遍都没有看出来,只有陈素芬发现了这个错误,靠的就是她逐字点校

每当遇到战役性报道,大家都熬得很晚,迎着第二天的朝阳回家,是常有的事儿。陈素芬也和年轻人一样,什么时候在最终版样签上自己的名,什么时候结束,只要没有签,就一直处于待命状态。

她说:“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特质,这是我们老一辈新华人的优点,我是向老前辈们学习。”

当年19岁开始的夜班,就这样上了大半辈子,与各种错误较劲,也折腾了一辈子。不图名,不图利,更不需要刻意地拔高赞美,她只是单纯觉得,“自己应该做点什么”。

记者问“这样的夜班准备上到什么时候”,她回答:“只要单位需要,我能干得动,就一直干下去。”

夜班结束,冬夜的寒风中,她包裹着厚重的外套,显得身影越发清瘦,徐徐前行的脚步,仿佛踩着那首《乌兰巴托的夜》的旋律:

乌兰巴托的夜,那么静那么静;

唱歌的人,不会掉眼泪;

……